余艺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个他刚拆开的、老男人送他的新手机，屏幕还亮着，设置向导在问他“是否要同步之前的照片”。

他抬起头来看着老男人的脸，那张脸他看了五年，熟悉到闭上眼睛都能画出每一道皱纹的走向。

他以为他会觉得解脱。

但那个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没有解脱感。没有任何他以为会有的感觉。

他只感觉到冷。

不是那种盖被子就能解决的冷，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、像整个冬天都灌进了胸腔里的冷。

老男人站在他房间门口，没有进来。

他站在那里，手扶着门框，指节泛白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

然后他走了。

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轻，最后被走廊尽头的关门声切断了。

余艺回到余家的时候，没有人问他这五年发生了什么。

没有人问他在省城过得好不好，没有人问他为什么瘦了那么多、为什么脸色那么差。

他的继父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说了一句“回来了”，然后就继续看他的报纸了。

他的妈妈在客厅里坐着，手里拿着一杯茶，看到他的时候眼眶红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

她走过来抱了抱他，那个拥抱很短，短到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她的体温就已经结束了。

“回来就好，”她说，“以后好好在家待着。”

在家待着。

那个“家”里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怎样对待过。

或者他们知道，但他们不在乎。

余艺后来才慢慢明白，他被送去那个老男人那里，不是因为他需要去省城读书，而是因为余家需要那个老男人手里的某样东西——一个项目，一块地皮，一份合同。

他是那张合同上的一个条款，是谈判桌上的一枚筹码，是余家用来交换利益的等价物。

他的身体值那个价，他的尊严值那个价，他的五年值那个价。

他没有人可以恨吗？他恨的人太多了。

他恨他的继父，恨那个把他当作商品送出去的男人。

他恨他的妈妈，恨那个知道一切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女人。

他恨那个老男人，恨那个用糖果和宠爱把他包裹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吃掉他的魔鬼。

但他最恨的是他自己。

恨自己那个时候太小了，小到连“不”都不会说，小到被侵犯了都不知道那是侵犯，小到把那个老男人的抚摸当成了某种奇怪的、不舒服的、但也许这就是“被爱”的感觉。

恨自己居然在那些被宠溺的瞬间感到过满足，恨自己居然在那个老男人说“对不起”的时候心里涌上来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“你不要走”。

恨自己没有能力反抗。

从头到尾，从十三岁到十八岁，从那个书房的台灯下到这间卧室的被铐住的手腕上，他从来没有一次真正地、彻底地、用尽全身力气地反抗过。

他不是没有力气，他是没有那个东西——那个让他觉得“我有权利说不”的东西，一直没有长出来，像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器官，缩在身体的某个角落里，干瘪的、枯萎的、永远不可能再长大了。